黑色的牛奶，我们在黎明饮它
我们在正午饮它在黄昏饮它在夜晚饮它
我们饮啊饮啊
我们在空中掘一座坟那里躺着并不拥挤
有个人住在房子里他玩蛇他写信
他写信当暮色在德国降临你金发的玛格丽特
他写信走出门外群星闪烁他吹哨召唤他的狗群
他吹哨唤出他的犹太人让他们在地上掘一座坟
他命令我们演奏起舞曲
——《死亡赋格》Todesfuge 选段 保罗·策兰
黑色的牛奶，暴行无处可逃，策兰的一生是对大屠杀历史的无尽回应，在他的世界里，死亡，不是孤立的、冷峻的符号，而是一种奇异而深邃的折射，一种不断自我繁衍的镜像。仿佛两面镜子相对而立，在无限的回响与反射中，创造出一个无边的虚空——一种通向永恒的无尽廊道。
“你灰白发的苏拉米特”
策兰诗篇中的“你”不再象征外界的一个具体的受难者，而是在对象化地凝视自己的痛苦与创伤，诗人将创伤部分、死亡状态对象化成“你”，每一次自我与“你”的对话，都是一次面对死亡的时刻，是一次重新回到死亡体验的过程。
“刀叶闪亮：谁不在死亡之镜中逗留？”策兰如此发问，幸存者不仅仅面临外在的生存危机，更是对内心深处的创伤与罪恶感的无尽回望。正如德国哲学家Theodore Adorno在Negative Dialecties 中提出的问题——那些侥幸逃脱的人，是否还能在这样的世界中继续生活？
Adorno认为，奥斯维辛大屠杀不仅仅是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现代社会冷酷无情本质的极端表现。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个体生命的价值被彻底抹杀，生与死仅仅是偶然的结果。这种“随机生存”给幸存者带来了强烈的内疚感，因为他们的幸存并不是因为自身的价值，而只是随机的幸运。”作为赎罪的方式，（幸存者）会被噩梦所困扰，比如梦见自己根本就不再活着，自己在1944年被送进了焚尸炉，从那时起，他的整个存在都是虚构的，是二十年前被杀害之人疯狂愿望的化身。”
时代创伤几乎无法治愈，于是这种镜像结构的另一个核心特点在于它根本无法终结。就像两面镜子相对时产生的无限反射，这个过程中，死亡不再作为一种生命的终结点或成为一种精神解脱、胜利（如宗教信仰中的灵魂升华），而成为了一种永恒存在的状态，而是深深内在于生命之中，是在每一次反思和回忆中都被重新体验的、不断重复和回返的现实。
死亡的太阳是白色的，如我们婴孩的头发。
一棵老树在暮色中从阴影中飞出。
一个站在镜子前的孩子，一动不动。
他已经看见过死亡，他认识它。
星星是无数的，像翅膀一样。
闪烁的日子藏了起来。
但那条触摸白昼的河流，只剩下一个影子，
夜晚是漫长的。
——《整个生命》Das Ganze Leben
和你面对面坐在火车头，倒着拖出隧道，就像從你身體抽離出一個自己。黑白太陽在窗外曝光。
压缩的意象、断裂的句法、模糊的隐喻。大屠杀的创伤是无法用传统语言再现的。而如果语言无法完全表达出创伤的真实体验，那么每次试图说出或描述这段历史，都是一种语言暴力的再现——不断地确认、重复受难者的身份。这种确认本身是一种象征性的“死亡再现”——受难者在被审视时，其主体性被不断消解，最终在镜像的反复之中，死亡变成了唯一可以确认的现实。 “我”作为受害者被作为凝视者的“你”审视，“我”的主体性被降格，“我”就成为一个象征受难与死亡的对象，成为时代的阴影本身；如此， “我”的存在被死亡不断侵蚀，“我”的生存在凝视下变成了一种持续的死亡状态。
“无论你搬起哪块石头——
你都会让那些
需要它保护的暴露出来”；
“无论你说出哪个词——
你都有欠于
毁灭”
——《无论你搬起哪块石头》选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