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文学不断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并非是全然封闭的。我们始终面对着某种超越性的东西，一种我们无法完全触及，却无时无刻不在召唤我们的维度。但今天我想讨论的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彼岸”，而是来自他者的呼唤——一种指向我们责任的声音。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小说《暗店街》（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 1978）中，主人公居伊·罗兰因一次意外而失忆，从此变成了一个“无身份的人”。他在巴黎街头徘徊，试图在散落的线索、模糊的记忆中拼凑出自己的人生。
但这个寻找并不像常规叙事那样，逐步靠近一个清晰的真相。相反，居伊越是追寻“我是谁”，越是被带入一种与他人交错的回忆之网。他拜访旧日友人、昔日同事，听他们讲述关于“他是谁”的片段，但每一个他人的叙述又都带来新的矛盾。他的身份在一次次他者的叙述中被重塑，被动摇。他们有的迟疑，有的沉默，有的笃定，但无一例外地迫使主人公停下自我构建的脚步，被迫倾听、被迫回应、被迫承担，在一次次与他者的相遇中，居伊都不可避免的被推入一种无法逃避的关系之中。
法国哲学家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在《整体与无限》（Totality and Infinity, 1961）中提出：“伦理先于本体论。”这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挑战。在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中，“我”往往是思维与知识的出发点，而世界被视为等待被理解和征服的对象。在这种结构中，世界的复杂性、他者的异质性、生命的不可预知被简化、被忽略。列维纳斯则认为，真正构成“我”的，并不是理性或自由意志，而是“他者”的出现引起的呼唤与责任。他将“他者的面容”称为“无法被同化的存在”——我无法将他者转化为我经验的一部分，他的存在本身就对我构成了一种震撼、一种打断。也正因为他者无法被我吸收或“化约”为某种熟悉的形象，我才无法对他者保持冷漠或无动于衷。这种陌生性、不可规约性，让我无法回避与之的关系：我必须作出回应：
“面容不是图像，而是命令；不是看见，而是责任的起点。”
——Emmanuel Levinas，《整体与无限》
面对他者的无力感与脆弱性，我不能不回应。在这种结构中，他者不再是“我”的敌人，或竞争者，或工具，而是真实的敞开的、可能遭受伤害的生命。列维纳斯甚至强调：“杀人，正是无法完全抹去他者面容的极限暴力。”——杀人行为不是纯粹的消灭，而是一种对无法忽视的他性所做出的暴力回应，正揭示了他者不可抹除的伦理重量。
列维纳斯出生于立陶宛的一个犹太家庭，后来旅居法国。他亲历了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剧烈动荡，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他被德军俘虏，作为法国军队的犹太战俘在集中营中度过了几年。而与此同时，他的家人几乎全部在大屠杀中遇害。也许就是这些经验深深改变了他对“人”的理解。在集中营里，他身边的人被分类、编号、剥夺名字、身份和尊严。他目睹人在制度机器下被“去面容化”——变成一个数字，一个档案，一具可以被替换的身体。也许就是这种极端现实让他开始反思：什么才是人之为人的起点？我们面对痛苦和他者，是否还有真正的感受与回应的能力？而这也正是他提出“面容”的背景：在集权与暴力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何被重建？真正的伦理关系，也许不是你选择帮助谁、同情谁、与谁站在一起，而是当他者站在你面前，他的存在本身，就已对你发出呼唤。你不能推迟、不能讨论、不能等待法律或制度来安排。你必须回应。
《暗店街》中，居伊·罗兰的寻找并未获得一个完整的“自我答案”，他的记忆未必重建了，但在一段段与他者的相遇中，他的倾听、他的被动承担，重新成就了他是谁。或许，“彼岸”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终极归属，而是每一个“此刻”中——在他者靠近时，我们是否真正听见了那无声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