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余华在他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里为我们从孩童视角展示了自己文学化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个人认为，孩童视角不如说成愚者视角，这当然是我新发明的词汇，愚者视角中的愚笨是相对的，“愚”代表自我与社会的巨大隔阂，在余华个人作品的早期，总是不同程度地使用愚者视角，从而营造出抽离现实的陌生感与意识流，加上余华早期怪异的语言风格，最终呈现出先锋的基调。
而《在细雨中呼喊》愚者视角是贯穿始终的，这也使得小说呈现出一种由内而外的先锋气质，我们可以从愚者视角出发，提炼出“呼喊与黑衣男尸”的关系。
在小说开头，是一个极具意识流的场景，我躺在床上进入梦乡，然后呈现出一条蜿蜒的小路，小路的黑暗今天一个女人忽然发出尖叫呼喊，这使我感到浑身战栗，在梦中的我害怕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回应来平息女人的呼喊，这里的叙述很诡谲，“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按照常理来讲，呼喊声与回应，不能是依靠与被依靠的关系，这里呈现出一个逻辑的不通点，既然呼喊声与回应不是这种关系，那么为什么呼喊声被认为是无依无靠的？呼喊与回应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后文知道，《在细雨中呼喊》讲的是我，也就是孙光林从儿童到青年时期的成长故事，余华的“零度写作”模糊了小说中人物的感情，所以我们通过挖掘人物的行为与小说中的象征元素来挖掘人物感情，而我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边缘人物的形象，因家庭原因，孙光林被收养，养父王立强死后，我又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却始终无法融入新生活，我始终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地位，因此我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有持有一种麻木和冷漠的态度，从中可以推出“我”是无依无靠的，所以作者在开头说“无依无靠的喊声”应当是自我对于社会的呼喊与寻求，我急切地想要融入社会，融入新生活，但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在这里，有人会把它误认为是寻求认可，但我认为更应该是寻求回应，毕竟作者原文是这样说的“我一直没有听到一个出来回答的声音”。
另外，后文也出现了一个关键元素“黑衣人”“我”把黑衣人作为雨中呼喊的回答，准确来说，是把黑衣人衣服的声音作为雨中呼喊的回答，这里也出现一个逻辑不通的地方，因此“黑衣人”是一个隐喻，后文知道，黑衣人死了，变成黑衣男尸，“黑衣人”可以象征为对于梦中的那声呼喊的回应，而现在黑衣人死了，那也就代表回应终于消亡了，只剩下了女人的恐怖呼喊。
然后，“我”又有了新的害怕的东西，那就是死亡，由于黑衣男人的死，“我”也害怕自己是否会在睡梦中死去，因此每个晚上“我”都不敢独自入睡，不过终究是困意更胜一筹，我还是睡着了，当第二天我安然无恙地醒来的时候，我感到喜悦，因为获得了拯救。
黑衣男人的死，代表着对于梦中女人呼喊的回应，而唯有这种回应，才能终结掉令人不安的梦中女人的呼喊，而黑衣男人的死，也代表这种回应的不稳定性其本质依旧反映出幼年时期的孙光林，也就是我，在长期脱离亲生父母的家庭的成长环境中，不安而又孤独地长大，梦中女人的呼喊和黑衣男人的到来与他的死亡后，小说正式进入正片部分，有人会认为“细雨”和“呼喊”是两个死亡意象，与其说是死亡意象，不如说是“求生”意象，虽然这么说的确不好听，但我认为这更加贴近于作者希望给我们传达的东西－－呼唤与被听见。
另外，小说的内容应是作为成人的孙光林以成人的口吻回忆自己幼年和少年时期发生的事情，因为是回忆的缘故，所以失真的有的，我们不能忽视回忆的失真性而强行用形式主义批评中的陌生化来解读，对此，我认为更应该把批评的核心放在作者的隐喻上。
我个人认为第一人称的小说因为叙述手段的缘故，有可能呈现出意识流的特点，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就需要区分“我”做了什么以及他人做了什么，我们应该理解我的做法和在我眼中他人的做法，经典文本比如《狂人日记》中我如何评价“吃人”这一行为，以及他人是如何做出“吃人”行为的。在《在细雨中呼喊》中，我们能看到孙光林在成长过程中一系列的经历。诸如暴力；孙光林被哥哥污蔑砍伤弟弟，死亡，孙光明为救小孩活活淹死，性欲萌发，孙光林对冯玉青的性萌发，这些都是或许部分肮脏龌龊，部分高尚圣洁，也有部分极其私密，都是孙光林在成长过程中的求索与困惑，而这些求知通常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并且寻求回应的微光也颇为脆弱，“我”孙光林，作为懵懂的愚者，在经历一系列充满悲伤苦楚与快乐的事情后，渐渐变得成熟，比如最后一节《回到南门》中我去倒热水瓶，与王立强，李秀英的奇怪一晚，我似乎展现出了更多的自我意识，而不是懵懂姿态。
我的呼喊似乎终于有了回答，那时是我在幼年时期的一个梦中的呼喊，我却花了整个青春来完整地回答这个呼喊。
“我想起了无数欢欣的往事，同时也无法摆脱一些悲伤”。
－－2025，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