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身体就不好，病的时候多一些，因而见惯了急诊大楼灯火通明的夜，也从很早就开始思考一些关于死亡的问题。
我曾无数次于就诊，CT，开药的间隙坐在抢救室旁的长廊，读王尔德笔下的夜莺，读艾米莉笔下的《呼啸山庄》，乃至于邂逅冰岛作家笔下为读《失乐园》而死的巴尔特。听到响动从书本中抬头的一瞬间，抱着《失乐园》溺亡的船员与抢救室推出的尸体在眩晕中交织，重叠，到底哪个才是真实？
不过这还有些区别，毕竟对于一个重病之人，人们往往不会问“他什么时候痊愈”，而是问“他还剩多少时日”。所以，这样的死亡是不令人过于惊讶的。周围人不约而同的安静，惨白灯光下躺着的，不是至亲，不是故人。我们不知道他是普通人，罪人，圣人抑或什么。对这样一位陌生人，在死神落下判决的那一刻，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哀伤，敬重的低下头颅，我们哀伤的并非一个多么美好的灵魂的逝去，我们只是哀伤，并敬重于生命本身的消逝。
然而，死亡所承载的情感与意义远不止于此。莫里哀于台上喊出那句夸张的台词，“我敢发誓”，然后重重倒下，咯血而亡。这位伟大而年轻的戏剧家，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出，恰恰是《无病呻吟》。重病的演员，没病找病的角色，好笑的台词，观众不明就里的掌声欢笑，与气管破裂的鲜血形成庄严可怕而又十分滑稽的对比。
或许他倒下的那一刻，观众才乍然意识到这不再是一场演出，剧烈的咳嗽亦非什么精湛的演技……“事故” “悲剧”，无论如何形容都好，但这场盛大的死亡俨然就是一个隐喻，以鲜血为符号，讽刺着世事命运的荒诞，人性的冷漠，弥漫着疏离与悲凉。或许这些鼓掌的人里有许多，也曾于冬日破晓的黄雾中，涌过伦敦桥……然后被赋予新的身份与经历，成为了普鲁斯特笔下的韦尔巴里西斯夫人，迪欧拉富瓦大夫，女仆……盖尔产特亲王府邸的喧嚣被作者刻意拉远，同一重重隐喻和反讽一起铺成作品的底色，冷静清晰的揭示作者的死亡意识：普鲁斯特自幼年起就患有和莫里哀相似的肺病，死亡威胁常伴左右。他深受莫里哀影响，而又跳出死生命之限制，以一种旁观的态度，注视着他人和自己的死亡。
一如著名当代艺术家赫斯特在其作品中出神入化的讲述故事和戏剧性，这种存在于我们与死亡意识之间的共情关系中的戏剧性，通过科学严谨地刻画，活灵活现。其著名装置艺术作品——《是的，但你的真实感受如何》与《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分别通过玻璃柜里的骷髅和福尔马林液里的虎鲨展现死亡不朽的低语。Vanitas的隐喻，直击人心的质问。亚里士多德认为“反讽是对真理内在核心的伪装”，这通常是带有严肃性的伪装和幽默，以及讽刺性之下浓重的悲凉……
而这种“无动于衷”，又经过一次次强化与重复，最后演变成为一场更为戏剧性的“被死亡”——马克·吐温的《他是否还在人间》。小说中四位穷困潦倒的画家原先秉持着“穷劲儿如同快活劲儿”的生活态度。直到他们山穷水尽，再也赊不到一分钱，卖不出一幅画，只因这些画作未被安上一个鼎鼎有名的作者。最终四位画家打算炒作，米勒被“抽签死”，其余三人则拼命鼓吹，宣传这位临死的画家。待到无名的米勒在上流社会拥有一定地位和名声时，为了逼真，米勒甚至亲手为自己办了一个葬礼，而这场“葬礼”，“盛况空前”。
毫无疑问，米勒没有死。西方文学中的象征主义允许作者传达超越文本字面层面的含义，“死亡”作为符号代表了更大的思想，人物，事件，主题。当现实中人们开始利用死亡而非祭奠死亡本身；当葬礼，仪式的核心从死者及其至亲变为媒体与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当一个个人失去了对死亡最基本的尊重，那么支撑我们人类社会的，由祖先积累的底线将会瓦解坍塌。这样的后果不堪设想。
所幸现实没有如此糟糕。几年前我经过西南地区的纳西村寨时，听闻他们有个习俗：死者下葬时，周围的人不许哭泣。当地人解释说，生者于世掉的每一滴泪，都会化作死者于阴间遭的一场凄冷的雨。哪里有人愿意亡者这般痛苦……
如今想起此事，犹记于心；再连着先前急诊之事琢磨，更觉感慨万千。
